近年来，"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独生子女政策中止，"只生一个好的"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这对酝酿着二胎梦、即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70后无疑雪中送炭。

而出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大龄“失独者”，孤独终老将或成为多数人的命运。

然而，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个极小的群体，以五六十岁的高龄挑战试管婴儿、在本该养老的年龄重新抚育孩子。迟来的“二胎”，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冒险的自我救赎。

郭敏61岁了，56岁时生下的那对龙凤胎已经5岁。从失去独生子女到挑战试管婴儿，直到生下双胞胎并以微薄之力独自抚养……从2010年出生那天起，她的双胞胎就像电影《楚门秀》的主人公一般，在媒体关注下长大。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各路媒体走访郭敏居住于北京昌平城中村的出租屋，记录孩子的成长和郭敏抚养孩子的“艰辛并快乐”。

郭敏甚至被媒体树立为照亮其他失独者的灯塔。一个外地媒体曾前来拍摄她的励志故事，激励当地绝望的失独者。

她还经常在夜里12点接到来自失独者的电话，除了倾听对方的失声痛哭之外，郭敏也做不了太多的鼓励，但“我经历过，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

60岁妈妈的双胞胎

郭敏家的固定电话几乎成了失独者咨询热线，最多的时候一天有三十几个未接来电——她不可能守着电话，她有严格的日程，工作、外出、家务按部就班，多数精力都用来抚养和照顾好一双儿女。

接受采访也占据了郭敏一定的时间，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资助能为她减轻经济负担，而她也希望能帮帮别人，因为“老天爷帮助了我。”

说话的同时，郭敏手头整理着自己兼职会计的账本，眼睛还时不时瞄一眼时钟。周二、周四、周六晚上给孩子吃蒸蛋。下午三点半，准时打蛋。泡橘子水、削苹果，四点出门，五点到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到幼儿园的路正常步行不过十分钟，但郭敏去程要花一小时，顺路捡一捡硬纸板、塑料瓶卖，每周能多增加二十来块钱的收入。

返程也要花半小时——带着一对淘气包穿越人车混杂的马路，通过五光十色的小摊小贩，对郭敏而言就像打仗。

一头白发、身高一米五、只有八十来斤的郭敏弯下腰，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紧紧把两个孩子搂在身边。只要男子脱手，女儿也会跟哥哥一起跑开。郭敏只能大声呵斥。

郭敏不让孩子接触零食，“我不惯他们这个毛病。”一是要多花钱，二来孩子会不好好吃饭。郭敏很自豪，自己粗茶淡饭，两个孩子却蛋奶不断，白白胖胖，比同龄孩子高。

进入城中村，弯过垃圾遍地的小巷，抵达家中——这是位于一栋私人公寓三楼的小单间，带半间厨房和卫生间，每月房租400元，租给外来打工者。

吃完晚饭直到晚上9点半，两个孩子上床睡觉，郭敏真正的工作才开始，戴上老花镜坐在桌前整理账务——她同时为六家小公司担任兼职会计，每家每月两三百元工资，如果白天忙别的事情，晚上就要熬夜到一、两点，第二天一早还要准时起来送孩子去幼儿园。

郭敏的精力让很多年轻母亲都自叹不如。她匆忙的脚步、带着孩子笑骂路过的佝偻身影，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熟悉的风景。

“我还要大干十年，干到70岁。”她说，活到90岁是她的人生目标，因为那时她就能看到两个孩子成家立业了。

失独后的重生

郭敏从来没有那么“任性”过——在失去唯一的女儿后，不顾社会和家人的看法，于56岁高龄试管生下一对双胞胎。

这个“50后”一生中都不知道何为个人权益和享受——幼年跟随父母下放再回城。长大后自己又到农村插队、再重新被招回城里成为一家小国企会计。“叫你下放就下放，招你回来就回来。”

1981年有了第一个女儿后，郭敏并不满足于江西老家每月两三百元的工资，想要给女儿最好的生活和教育。

1992年，38岁的郭敏背井离乡下海，放弃19年工龄，独自北上闯荡。她计划大干5年到8年，挣足女儿的教育费用再回去，没想到从此再没回去。

在北京，郭敏成为一家私企的会计，月收入1500元是在老家的3倍。人到中年，郭敏又过上飘荡的生活，住在8人间集体宿舍，从不逛街看电影，衣服全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单件不超过50元，一穿20年。

在前夫因长期异地提出离婚后，女儿成了她唯一的寄托——当年离开江西时女儿才上小学五年级，她一直觉得亏欠。

2001年郭敏在北京再婚后，迫不及待将女儿带到北京工作，希望她落个好地方，过上好日子，母女相依为命，从此不再无依无靠。

不料2003年非典爆发，女儿害怕、加上老家人劝说便返回江西，于2005年一个冰冷的夜晚因车祸离开人世。

郭敏至今懊悔，如果不让女儿回去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老家晚上没路灯，路上又黑，大卡车看不见人……”只是过个马路，女儿就没了。

“命不好。”这是郭敏和所有失独者共同的哀叹。近几年“同命人”通过网络联系，共同取暖。但在2005年的时候，郭敏只有自己。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是在第二天早上。老家人通知她回乡参加女儿的追悼会，郭敏一下子就昏倒了。

她回忆当时的感受，“除了死，什么也想不到了。”头发也在一夜间变白。

失去女儿后的半年，郭敏朝思暮想，终于下定了决心：再生一个女儿——这是她从没有过的想法。“50后”是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第一代人，城镇国企职工更是从未想过逾矩。

自然生产对50多岁的她已没有希望。绝望中，她看到一则新闻报道——60岁的日本妇女通过试管技术成功产子。

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决心做胚胎移植手术。由于公立医院挂号紧张，郭敏的手术被排到一年以后。求子心切的她来到了一家收费更高的私立医院。“一进医院我就跪在地上，给医生磕了三个头，我说刘博士求求你帮帮我，我孩子死了，我一定要个小女孩。没有女儿我就活不下去了。”

手术需要8万多元。郭敏不惜倾家荡产，年迈的母亲也借给了她3万元养老钱，郭敏终于凑够了手术费用。

经过身体调理，郭敏做了手术，第一次失败后，第二次。7月酷暑，郭敏专门在医院对面租了个小房间，带张小床、电扇搬进去，三餐从外面订，打针也请赤脚医生上门，10天不动不翻身，终于奇迹般怀上了双胞胎。

她原本只想要一个小女孩，现在又多了个小男孩，给80岁的母亲打电话，老母亲说：“老天爷给的，为什么不要”

丈夫每月退休工资两千多，郭敏每月一千多，老两口打算用养老金养孩子。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丈夫患上脑梗，住到大儿子家，再也帮不上忙。抚养双胞胎成了郭敏一个人的责任。

失而复得后，5年来，郭敏变身“超人”，很少能睡个整觉，却每天眼睛放光。

幼儿园门口，一双娇嫩的儿女大喊着“妈妈”，扑到干瘦的郭敏怀里时，她脸上的笑容是真正的幸福。

周围投向郭敏的眼光，有羡慕、有同情也有异样的审视。郭敏毫不在乎，她担心的是，自己70岁以后不能工作了怎么办

当养子遇上养老

郭敏于56岁高龄生下龙凤胎，刷新了北京市的生育年龄上限。她也从5年前就成为媒体聚焦下的公众人物。

她也知道，公众对自己的看法不全是理解和同情，也有质疑：“有些人说我自私，对不起孩子，给社会添麻烦，可我只是想要自己的孩子啊，我也从来没有等着别人帮我养孩子，我也想要自力更生。”

尽管如此，外界资助仍然占据了抚养双胞胎的大部分。他们的衣服、玩具多来自捐赠。就连现在上的幼儿园也是由公益组织资助的——每人每月两千多的费用完全在郭敏收入的上线之外——一千多元退休金，加上兼职工作的一千多元，郭敏的月收入只有三千多。

到现在的幼儿园之前，双胞胎曾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幼儿园，每人每月400元，尚能承受。农民工学校被关后，在公益组织介入下，郭敏将孩子送进了两街之隔、却天差地别的公立幼儿园。

孩子上了好幼儿园之后，回来会画画了，也会说一些以前不会说的话了。“还是要努力让他们上重点学校啊。”

期待越高，和抚养能力之间的鸿沟也越大。令其他失独者羡慕之余，选择大龄再生的人也必须承担这份不能承受之重。

盛海琳是安徽合肥另一位失独后生下双胞胎的高龄妈妈，退休工资不低，原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她也遭遇了失独之痛。2010年，60岁的她通过试管技术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每月近万元的支出迫使她再次走回工作岗位。

“累死了，我都快崩溃了。”再次拥有子女让她和丈夫的生活有了希望，却也迫使他们在花甲之年不得不再来一次——挣奶粉钱，将孩子送进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高龄失独父母视再孕为“活下去”的一线希望。曾有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龄失独母亲到郭敏的小出租屋借住，咨询，看望双胞胎以激励自己。通过电话咨询的更有一两百人。

盛海琳也曾介绍失独者做试管，但“目前成功的没有一例”，有的做了7次都不行。试管技术高达20多万的费用也是不低的门槛。

北京失独者群的一位成员告诉搜狐新闻，群里一百多位“同命人”，真正想过再生孩子的只有几个。而大家对是否应该在这么大的年龄再生孩子也有争议，

“真的有这个能力吗这对孩子负责吗万一孩子十几岁又成了一个人怎么办”

听说从民间到官方放开二胎的呼声越来越高，她说：“早点给人家70后放开啊，可别像我们一样，来不及了。”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人口学家易富贤进一步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1000万家庭或成为“失独家庭”。

曾有失独者形容，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父母就像走钢丝，而失独者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郭敏总觉得是老天爷帮了她，以后也天无绝人之路。这么多年，孤孤单单，她总算有了“说话的人”，再苦再累，也是自己的选择。

育儿之家 原文地址：